推開霧霾


當每一天的生活被霧霾封鎖,推開它就成為求生的本能。

 

霧霾鎖住天空,城市在重度灰中如大片中的災難場景,人們帶著口罩淹沒著表情,這種超現實的現實景象,有時反而讓人有種異樣的審美的竊喜。這種病態的審美在於,我們已經忘記自己的權利,變得逆來順受。

 

有部007大片叫《刺破天幕》。這個“天幕”也出現在《楚門的世界》,化作巨大的攝影棚;出現在《飢餓遊戲》中,成為殺傷力巨大的電磁場。當場景變得宏大,個人就變得微不足道,就會暗示自己不可能超越巨大之物而開始變得遷就和屈服。這也是為什麼皇家造出個龍庭,高大威儀,懾服眾生。

 

昨天看到推友說,當邪惡的鏈條無限延長,看不到首尾兩極,處於這個鏈條上的每個環節都為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在巨大天幕的籠罩下,原本不該出現的“霧霾”席捲全國,這種異常現象卻被當成一個“既成事實”接受下來,且誰都認為霧霾的形成與自己無關,由此個人的罪惡感跟著消失,更遑論追責。而此時,霧霾已經潛入心肺,成為身體可能致癌的一部分。接受霧霾的“合理存在”事實上變成了一種自戕行為。

 

對慣常事物的冷漠和無感,成為生活的常態,“窒息的生活也叫生活”成為大多數人的默認選項。仿佛不發聲,就沒有打壓,壞事就不會上門。放棄自己的良知與價值觀,悶頭發財,仿佛纔叫“主流”。

 

極權的統治邏輯在於,讓其子民永遠處於一種疲於奔命的循環狀態,無暇思考并顧及其他,而通過不斷與民爭利,獲得更多的物質資源進而反制百姓。同時通過教育,新聞管制,封網,電影審查,出版審查,禁止結黨集會等基本人權的剝奪,讓百姓事前認可自己“被統治階段”的身份并以此為滿足。由是,傲慢者愈加傲慢,悲慘者愈加悲慘。乘坐地鐵都會夾死在屏蔽門和地鐵門之間,原因卻在於“有關部門”不去安裝並不昂貴的激光探測設備。

 

如此草菅人命,又有誰為自己的兄弟姐妹振臂一呼?即便是因為聲援佔中而被抓的勇士,又有幾人知曉并關注呢?在條塊分割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角落裏但求自保。飛揚撥扈的踐踏下,百姓唯有不斷的呻吟,或是麻木,或是痛苦,更有無知者的歡呼與舔菊。

 

在長期的權鬥的夾縫裏,人們已經被馴化成一種變色龍,帶著異色而活成為大多數人的選擇,為此家破人亡親者痛仇者快的史實何可勝數?可氣可惱者就在於百姓對這種“被安排的生活”的自覺,也就是所謂的“平庸之惡”。同時,對於普遍的身體傷害和精神毒害,人們也大多以“選擇性失明”待之;甘願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並以“沒辦法”來自說自話,變得理所當然。

 

但如果政治不是吃喝拉撒的保障,留著這個“政治”何用?就如愛因斯坦說的,如果國家不是為個人服務的,要國家何用?

 

天鵝絨革命讓東歐走出共產主義的霧霾,25年過去了,中國的霧霾卻正濃正黑,仿佛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宿命。裸官準備好了跑路,有錢人選擇了移民,衹有無權無錢的弱勢者留在這個巨大的空殼裏度日如年。最遭殃的,還是在不斷被洗腦中扭曲成長的孩子。當香港的孩子走出街頭要求自己的未來,大陸的孩子還繫著紅領巾,在強行軍訓中喊出首長好。但就如胡適說的,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群奴才建成的。

 

千倉百孔之地,又被嚴重的霧霾堵住。有人吃飯是為了活著,我們活著是為了有飯吃,世界在變得美麗,我們卻能容忍自己的醜陋,并敢於獻醜於世。

 

里爾克說,有何成功可言,堅持意味著一切。這個“一切”,如今也在嗆人的霧霾中低聲哭泣,就仿佛,我們的大腦已被徹底移植。

 

一句話,當霧霾成為每一個中國人頭上的緊箍咒,死亡開始在我們的心肺裏安營扎寨,我們卻還沒有回過神來。

 

2014.11.19下午,四惠東,霧霾天

寫詩絮語:詩歌寫作者/詩人/小詩人


一個沒有桂冠的時代正在失去自我命名的能力。一個以普遍的人格分裂為特征的國度,必然也是一個靈魂集體失憶的年代。匆忙的生活中,遺忘被預先原諒。信仰的缺失,同樣導致價值判斷的混亂和顛倒,做人的底線被一再突破。對良知的守護不再是一個公約數,而成了少數先行者以極大的犧牲來捍衛的權利。在不可逃避的,價值顛鸞倒鳳的環境裏,多數個體逐漸失去自我完善自我淨化的能力而變得隨波逐流。而這也是詩歌寫作者必然面對的窘境,逃無可逃。

 

當大多數人以放棄自身權利為生存代價,互相之間不再生活在坦誠相見中,就構成了一種身在車水馬龍中依然懸浮無依的常態。這種互相隔離,渙散無主見的狀態一直持續的結果,就是人更加的自私和原子化。人不再是詩意地棲居,彼此間的冷漠,惡意,敵意逐漸佔上風,人們開始生活在共同的墳墓而不是樂園裏。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或許可以這樣描述:“用一生的不作為/為自己的冷漠/尋找一塊廉價的墓地”。如果這不是時代所強加於個體的悲劇,我不知如何理解人性中幽微和敗壞的部分。

 

而一個詩歌寫作者必然活在這場悲劇中。但如果一個詩歌寫作者對身在其中的“亞健康”現狀沒有洞見,沒有感受到制度所造就的切膚戕害,寫作就會失去源頭。沒有源頭的寫作難以為繼,同時給詩歌寫作者帶來更大的困擾。

 

那麼,在對人性和文化的雙重絞殺中,“詩人”何為?“詩人自殺”還是一個反抗的符號嗎?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所謂“詩人”是由多少誤解和無知構成的?

 

更極端的提問是,當下的中國還有“詩人”嗎?

 

更偏激的結論是,“詩人”存在過嗎?中國素來有愛國的“詩人”,為官的“詩人”,田園的“詩人”,婉約的“詩人”,出家的“詩人”,作協的“詩人”,學院的“詩人”,唯獨缺少個我的“詩人”。

 

公正一點說,中國有眾多的詩歌作者,唯獨稀缺燭照靈魂的“詩人”。如果詩人不是證悟者,抗暴者,施洗者,不是良知,不是悲憫,就真的不是什麼了。

 

作為詩歌寫作的另一個難度在於:藉由詞語進入詩歌內部,是一個如釀酒發酵般漫長的過程,所有試圖超越語言隧道而直達靈魂核心的努力,必然是一個悲傷的結局。

 

美酒不可多得,美人不可褻慢,一首詩歌仍在等待美好事物的降臨。

 

卡夫卡說,詩歌衹與幸福有關,它並非是一種文學形式。以此可以說,寫詩是內心聲音的一種顯性表達,它如人飲水,首先是私人的,私密的,是自救於水火。從信念的角度,我寧願把“詩人”這一稱謂當成所有詩歌寫作者共享的財富,不必去獨佔和標榜。木心說:寫寫詩就叫詩人,喝喝茶喝喝咖啡的就叫茶人咖啡人麼?把寫詩的人稱為“詩人”,難免落入世俗的窠臼。當某個作者被賦予“詩人”光環,無形中把“詩人”貶為一種極具功利性的存在——“詩人”脫離自身的純粹而扮演起繆斯的代言人,甚至更糟,在角色扮演中成為幫兇和幫閒。

 

很多年前我說:“不寫詩的時候誰敢稱自己是詩人?”,以此來保持對“詩人”這一稱謂的警醒。那些自稱“詩人”的人總讓人心生懷疑。尤其在今天,”詩人“早已成為一個封號,或是自封之物。

 

所以我說:“自稱詩人的,不是詩人。”

 

我想強調的,”詩人“不應是一個個體身份識別的條形碼。當一個詩作者被”詩人“的光環和榮耀所蒙蔽,以繆斯的代言人自居,就會偏離作為人自身的謙卑。一個詩歌作者(包括詩歌天才)在逼仄的生存空間裏,不太可能窮盡這個世界,充其量是努力開發自身,以更深層次的心智充盈自身。正如奧義書說“一把刀的鋒刃很難逾越”——對詩歌寫作者而言,這把刀就是“語言”——對語言的打磨是一個艱苦的,持續一生的過程。

 

互聯網時代(當然中華局域網是另一回事),知識的獲取變得輕而易舉,但同時,快餐文化和碎片化閱讀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心智的成熟,我心存疑惑。一個表象是:詩歌寫作大眾化和快速傳播已經讓這門古老的手藝面臨尬尷:仿佛人人皆可為詩人(廣義上也的確如此),詩歌成了快消品。

 

因此,工業化背景下,一個年輕的詩作者自稱“詩人”,刻意強調對”詩人“身份的認同,對”詩人”的身份認同超越對”人”的身份認同,或者說把“詩人”優先當成個體身份識別的標籤,一定程度上是有害的:因為“詩人”必然要求作者更大的擔當,當這種擔當超出個體的承受力,悲劇就不可避免。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一個詩人死於對語言的忠貞(或自以為的忠貞)和時代強加於他的焦慮並且總是如此。”

 

所以佩索阿說:”做個詩人在我便是毫無野心。”

 

在極度盤剝人的自尊和自由思考的流水線環境裏,當一個年輕的詩作者被“詩人”的光環和榮耀所感召(或是蒙蔽),把自身當做繆斯的代言,而語言的光澤尚待曠日持久的打磨——精神的苦悶,身體的透支加之媒體的吹捧炒作,許立志的自殺就有了內在的邏輯和宿命。

 

對於一個詩歌寫作者,尤其是年輕的詩歌愛好者,對“詩人”的稱謂保持足夠的警醒,對“詩人”這一封號(無論出於真誠還是恭維)要有免疫力,個人認為是非常必要的。語言的錘煉是一生的苦役,不要指望在短時間內有效果。

 

加速度的結果往往是:“詞語的自燃裏,詩人死去。”

 

又或者,趙振開戴上紅領巾,終於讓人明白什麼叫”朦朧詩人”——對真相的模糊和良知的漠視衹為成為官方的“頭牌”。當骨子裏的奴性和毒素持續發作之時,就是一個“詩人”的消失之日。

 

又或者,詩人總是能獲得死亡的優惠券?或死於臥軌,或死於跳河,或死於斧頭,或死於剃鬚刀片,或死於毒藥,或把自己放逐深山老林,用七天的時間,把自己整整齊齊餓死。

 

在互聯網打通了知識通路的現在,心智的開發不再是難事,一個詩歌寫作者因著互聯網的“捷徑”或許可以讓自己放鬆下來——“詩人自殺”的傳統也該到了終結之時。就如狄蘭·托馬斯所說“太高傲了以至不屑去死“,“而死亡也不得統治萬物”。就如安東尼奧·波齊亞所說:“是的,我將試著去成為。因為我相信不去生存是傲慢的。”

 

“詩人自殺”的傳統理應結束於這個開放的互聯網時代。

 

在時光的深處打撈著幽靜,或許就是我們的一生,因為在一個亂世不會有更好的歸宿。還是用博爾赫斯的這首《致詩選中的一位小詩人》來結尾吧,在到達遺忘之前,先到達自己:

 

你世上的日子編織了歡樂痛苦,
對你來說是整個宇宙,
它們的回憶如今在何處?

它們已在歲月的河流中消失;
你只是目錄裏的一個條目。

神給了別人無窮的榮譽,
銘文、禱文、紀念碑和歷史記載,
至於你,不見經傳的朋友,我們
衹知道你在一個黃昏聽過夜鶯。

在昏暗的長春花間,你模糊的影子
也許會想神對你未免吝嗇。

日子是一張瑣碎小事織成的網,
遺忘是由灰燼構成,
難道還有更好的命運?

神在別人頭上投下榮譽的光芒,
無情的榮光審視著深處,數著裂罅,
最終將揉碎它所推崇的玫瑰;
對你還是比較慈悲,我的兄弟。

你在一個不會成為黑夜的黃昏陶醉,
聽著特奧克里托斯的夜鶯歌唱。

 

王永年 譯

 

2014年10月12日午後,南磨房

2014年10月14日上午,四惠東

2014年10月15日午後,四惠東

2014年10月16日上午,四惠東

2014年10月26日黃昏,南磨房

我們的害怕要到幾時呢?


在苦難大面積的降臨中,我們的害怕要到幾時呢?

 

苦難從無例外,幸運生逢其時。

 

從春天開始的殺戮,并不因春天而結束。

 

我們互相躲避,把害怕像麻風病一樣留在身邊,都以為那是別人的。

 

生命的賞賜是一段無休止的旅程,生命的廣博也如麥田從青綠走到了枯黃,而豐收是在那樣一個時刻降臨,人子回到所熟知的人間,敲開了風雪的大門。

 

而在此之前,我們封閉如蚌殼,以為那是我們必須忍受的。

 

死亡有太昂貴的入場券,在死之前,有人關心墓碑的顏色,有人關心落葉歸根,在一個混沌之世尋找天倫抑或天啟。

 

一切不可說的成了生命的禁忌,因而為死亡的到來鋪好了地毯。

 

我們可以被征服,如果是音樂和酒,但一定不是強權。

 

所有施於我們的毒霾和囚禁,必然是一根共同的枷鎖,扼殺的是一個族群的生存權和創造力。

 

在所有的混沌中,唯有不活在混沌中,才能找到神靈。而神靈是恒在的,在大海和山間。

 

肉體永是軟弱,不配做一件殉葬品,除非肉體寫出了文字,耕耘了土地。

 

更可悲的,我們既無土地,又無歷史,悲憫之神唯獨揀選了那些獻祭者,不顧而去。

 

2014.5.25黃昏,南磨房,Okna Tsahan Zam“A Journey In The Steppe:Shaman Voices”

 

踩著風乾的嬰兒走過2013

連名字都忘了……風乾的嬰兒姐妹……祗記得那個不稱職的母親說“一個從小沒有愛的人如何給孩子愛?”……風乾的嬰兒死於這個社會和族群的聯合謀殺……我們爲了撇清責任,要儘快地遺忘……事實上我們早已做到……沒有比人類更擅長遺忘……我們宣稱的愛,祗是給了自己一個自我原諒的理由。

2013年發生了什麽,記住了什麽,就像北京持續不散的霧霾天氣,分不清白天黑夜。

宮廷大戲從年頭持續到年尾。政治不骯髒,專制才殘忍,黨同伐異的權鬥在你死我活中完全撕開了醜陋的面具。高官用毒藥殺人不算啥,判個無期老百姓也覺得那是人家的“家事”,跟自己沒多大關係。魯迅說的看客并沒有在這塊土地上絕跡。當權者也樂於見這種曖昧的局面,我讓你和我一樣吃得起慶豐包子,你就老老實實山呼萬歲,大家相與為安;你要敢上街舉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啥的,那就祗好抓起來再說;即便是在網上說句真心話大冒險,那也得看看有無“散布網絡謠言”的風險。從網上到天上的領土識別區一片肅殺,嚇得雪花也不敢飄落。

一股妖風颳過2013年,把寒冷和陰毒吹到生活的角角落落,讓人渾身不適,反而開始疑心是自己哪兒出了問題。一個“中國夢”,滿街荒唐語。君不見大街上的那些醜化兒童的宣傳畫,正在赤果果地挑戰你的視覺和審美。一個死去的魔頭和他繼承者們仍然彈冠相慶,繼續玩一場三七開的愚民遊戲。你是不是反胃,還是已經被徹底漂白,這些都不重要,這個散發著土豪氣息的地方需要的祗是“聽話”和“奴性”。你必須是“中國夢”的一部份,才能獲得免死金牌,才能過一種看似衣食無憂的市儈生活。離開偉光正,你就是黨國的敵人。在急景凋年和通脹的陰影裏,還有多少人會去想,爲什麽要推遲養老保險,爲什麽出臺遺產稅,爲什麽汽油和打車說漲價就漲價,爲什麽非北京戶口不能在京買車買房,爲什麽外地的孩子在京上學必須有借讀證而辦一個借讀證必須要父母雙方的社保證明,爲什麽一個新兵會被虐打,勞教廢除了73條呢?

2013年我寫下一句話:“黑暗無需遠行,酷刑就在其中。”2013年我再次聽到有人高歌:“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2013年我們要記住那些自焚的藏人同胞,儘管我們不能一一記住他們的名字,但他們是真正聖潔的雪山獅子旗。2013年我們要記住冀中星,這個被聯防隊員打斷脊骨的山東兄弟沒有屈服於不幸,而是用一個土製炸藥包和六年刑期證明了一無所有者也有自己的尊嚴;如今他已在山東監獄服刑,但他在東莞厚街鎮被毆打致殘案八年了仍無結果。我們要記住為冀中星、姚寶華一家、范木根、張林等弱勢群體和抗暴者維權的劉曉原律師,他一年到頭奔波全國各地,沒有助手,事必躬親。我們要記住夏俊峰,他和那個被打死的瓜農鄧正加一樣,在2013年成為一個城管時代的犧牲品;我還記得推友為此發出的憤懣之語:“我心中的不快,需要一把快刀”。我們要記住刀客楊佳,2013年是他5周年忌,我們至今也沒有得到一個“說法”,因為我們說的最多的是“沒辦法”。我們要記住一別三年的老村長錢雲會,他用大好頭顱和死不瞑目告訴我們強拆和普交還在繼續,推土機替代坦克正發出嘲哳之聲。我們要記住趙常青、郭飛雄、王功權等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前行者,正是由於他們的勇敢和努力,我們仍然能看到一線希望之光。我們更要記住多年來忍受牢獄之苦的良心犯:王炳章,劉賢斌,譚作人,陳衛,陳西,高智晟,齊崇懷,朱虞夫,呂加平,劉曉波,李祥謀,呂江波……以及正在默默忍受離別之苦、軟禁之苦和懷璧其罪,被株連的家屬。他們的苦以秒計,就在我們在家洗個熱水澡之時。

2013年的最後一天,看到微信上的勵志語:“不能把這個世界拱手讓給你所鄙視的人。”——沒有比這更好的新年祝辭。

 

2014.1.6下午,四惠東